上周，日本经济拉响警报，再度出现负增长。数据下滑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关税政策对日本汽车等支柱产业出口造成打击。同时，日本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与短期政治风险交织，使得高市早苗政府试图通过大规模财政刺激“破局”的举措显得力不从心。
11月17日，日本内阁府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下降1.8%，自2024年一季度以来再次出现负增长，直接诱因是外需急剧收缩。数据显示，外需对三季度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2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美国对日本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尤其是将汽车关税从2.5%提升至15%，令日本相关产业遭遇重创，特别是汽车产业链上下游的订单萎缩和经济衰退形成恶性循环。
内需不振也是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主因之一。特别是通胀高企，实际工资连续数年下降，导致民众消费意愿持续走低。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占日本经济比重一半以上的个人消费环比微增0.1%，民间住宅投资环比下降9.4%，内需对日本当季经济增长的贡献为－0.2个百分点。
雪上加霜的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发表的错误恶劣言论引发中日关系紧张，中方发布的旅游警示与留学预警使得日本旅游业遭遇寒流。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有研究员估算，此举可能导致日本损失115亿美元至140亿美元旅游收入，拖累GDP增速0.29个至0.36个百分点。日本股市的百货、运输板块股票大幅下跌，中日民间交流活动延期或取消，进一步压缩了日本经济的回旋空间。
面对经济困局，高市早苗政府11月21日召开临时内阁会议，批准了规模达21.3万亿日元（约合1354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旨在应对物价上涨，并扩大半导体、人工智能、造船业等领域的投资。然而，这一方案核心依赖财政扩张与货币宽松，并未触及经济结构改革。
一方面，日本政府债务规模已占GDP约263%，继续扩大支出将推高长期利率，加剧政府偿债压力，挤压民生与创新投入。另一方面，有关政策也存在多处自相矛盾。例如，为应对通胀提出的汽油税减免属于财政扩张措施，可能进一步推升物价。此外，高市早苗政府将资源分散于10多个产业，被指缺乏优先级，沦为“跟随式战略”，难以引领产业突破。在货币政策上，经济萎缩与通胀并存制约了日本央行加息空间，而高市早苗本人曾反对央行加息，其政策倾向可能延缓货币政策正常化，加剧日元贬值与进口成本上升。
日本经济的困境还在于沉积多年的结构性痼疾。首先，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剧，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29%，导致劳动力短缺、消费市场萎缩与创新动力不足。其次，产业竞争力下滑，如日本汽车产业在新能源汽车转型中固守氢能源路线，错过电动化机遇，在全球市场中正逐渐落后。最后，日本经济高度依赖外部市场，但美国加征关税举措与中日关系波动暴露了其抗风险能力的薄弱。这些结构性矛盾无法通过短期政策缓解。如今，高市早苗政府试图将重心置于安保与外交议题，经济民生沦为次要，通过激进言论转嫁国内矛盾，这将进一步削弱市场信心。
当前，日本经济已经陷入“内外交困”闭环，而突围之路难寻。日本外需受挫与内需疲软形成双重压制，政策工具因债务高企和结构性缺陷效力有限。有分析指出，日本经济未来可能长期围绕荣枯线波动，难以实现有效增长。高市早苗政府的财政刺激或带来短期提振，但若无法纠正产业战略误判、化解债务风险、改善民生基础，任何方案都只会是扬汤止沸，甚至是饮鸩止渴。日本经济要真正突围，需从制度变革与技术创新入手，而非依赖短视政策或外部对抗。然而，在当前局面下，这一转变显得前景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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